沿着这路标，我率先走进的不是康德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而是在他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迷宫里开始摸索。
1985年的冬天，扬州格外的冷，个园的腊梅花尤其沁人心脾。我在扬州古籍书店的二楼特价图书区，手指划过一排排蒙尘的书脊，忽然触到那本布面精装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。那是1960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，蓝公武先生的译笔，内页有些泛黄，边缘如落叶般卷曲。
我用一首诗的稿费买了它。沉甸甸的，仿佛捧着的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块思想的界碑，又如一颗陌生的星辰，闪着冷峻而迷人的光芒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自己正站在一场哲学革命的门槛上窥探。
夜晚，扬州古运河文峰塔边，化工分析8501班的教室里，摇晃的光晕在康德严密的句式间游移。我如同闯入一座从未参观过的宫殿，廊柱耸立，拱顶深远，俨然每一个概念都像一串需要配平的化学方程式，仿佛每一处段落都像一瓶分析纯级的化学试剂，揭示着人类认知最幽微的奥秘。
展开剩余91%“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，进而达到知性，最后以理性为终结。”这句话如一枚石子投入我年轻的心湖，涟漪扩散后，至今未息。那时的我未曾想到，这次邂逅会开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精神跋涉，让我在德意志的思辨密林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意境间，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。
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明显带着旧时代、旧文人特有的金石气，那是他经诺曼·凯普·史密斯的英译本转译，再以汉语筋骨重塑的康德。语言略显拗口，有些句子半白话半文言，却无损其思想的穿透力，在当时如一道引路之光为我劈开认识迷雾。
“时间与空间乃吾人直观之形式”——那个冬天的子夜，我合上书页，望向窗外无尽的黑暗，忽然对自幼练习的书法有了全新感悟。当王羲之挥毫写下《兰亭序》时，那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的浩叹，正是心灵在时间与空间的直观形式中自由舞蹈啊！宣纸的素与白是无言的虚空，墨迹的动与静是时间的赋形，每一次提按转折，都是心灵为现象世界立法的时刻。康德严谨的命题，竟在我最熟悉的宣纸与笔墨间，找到了精神回响。
多年后，韩水法先生从德文直译的版本来到我的案头。同一个康德，换了汉语的衣裳，竟有了不同的风情与韵味。韩译如碑刻，每一刀都力求贴近原文的肌理，用逻辑的链条在汉字中显露清晰的骨骼。这让我想起临帖时的两种境界：一种是追摹原迹的每一处枯润，如同考据派学者考辨文本的每一个字词；另一种是透过刀锋看笔锋，在规矩中寻找不可言传的神韵。不同的译本，如不同的渡船，载着我驶向同一片思想的海洋，在沿途的风景里，我看到的是不同颜色闪烁的波光。
后来，邓晓芒译、杨祖陶校的译本，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。两位学者以毕生心力为经纬，织就了这部译著，既有对康德哲学整体气象的把握，又不失对每一处细节的精心皴染。当我一边回想“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”，一边欣赏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时，忽然有了电光石火般的领悟：画家胸中的丘壑，正是康德笔下那先验的统觉！它将散落的山石、树木、云水统合成一个气韵生动的世界。画家的意识如无形的丝线，串联起万千景象，赋予它们生命与意义。以此类推，康德在西方哲学的殿堂里揭示的秘密，竟与东方画论中的场景遥相呼应。
而李秋零主编的9卷本《康德著作全集》第3卷，则让我看到康德思想的星图全貌。在这里，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不再是孤峰独峙，而是连绵山脉中的最高峰，与其他著作共同构成壮丽的哲学地形。这样的阅读，让我想起中国文论中“知人论世”的传统：要真正理解一首诗、一幅画，必须将其置于创作者的生命长河与时代风云之中去凝视。康德的思想，也需要这样的全景式凝视。
《纯粹理性批判》是康德“批判哲学”三部曲的第一部，全书由“先验原理论”和“先验方法论”两部分构成，主要通过分析人类先天认知能力，探讨理性在认识现象界时的构成要素和作用边界，从而界定经验认识的可能性范围，提出时空作为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，范畴作为知性思维的先天结构，主张知识由经验材料与先验形式共同构成，形成对象符合概念的认知转向。康德的卓越贡献在于：创立先验观念论体系，区分现象与物自体，论证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先天综合判断基础，指出传统形而上学将理性运用于物自体领域会产生二律背反。
为此，康德首先强调进行理性批判的原因，进而分析纯粹理性批判的定义、对象及批判范畴，最后揭示理性批判应遵循的原理及意义。这三部分的最大看点在于：揭示人类知识最为惊心动魄的断言之一，是为理性划定疆界。“我不得不悬置知识，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”。此时的“悬置”，不是怯懦的退却，而是勇者的自知。中国的先哲也认为，理性如骏马，需知何处是悬崖，方能在原野上自由驰骋。这与《大学》中的“知止而后有定”极其神似。知止，是智慧的起点，是对边界清晰而明确的认知。
如果用到书法上，可视为中国书法的最精妙处，恰在这无限的有限之中。一张宣纸，四边如天地之限；一支毛笔，柔软中蕴含千钧之力。王羲之的传世名作《快雪时晴帖》，每一个字都在法度的藩篱之内，而整篇却如行云流水，无挂无碍。这正是“先验”与“经验”的完美和谐。书法的法度是那先验的范畴，为可能的艺术表现提供形式；而每一次书写间的挥洒，则是充满灵光的经验。在限制中创造自由，在规矩中生出变化，这或许是康德与中国书法共同诉说的真谛。
而“物自体”这个概念，那个永远在现象的帷幕之后、不可触及的实在，曾让我长久沉思。但转念间，我在想到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后便豁然开朗。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描绘的不是某一座具体的山，那是胸中的丘壑，是造化在心灵中的投影。中国画家从不以复制自然为能事，他们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创造的永远是心中的山水。石涛说：“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，山川脱胎于予也，予脱胎于山川也。”这种主客交融、物我两忘的境界，正是先贤对“物自体”问题的诗意超越。我们无法认识物自体，却能在艺术创作中，让心灵与万物共舞，创造出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艺术真实。
康德哲学中还有一个精灵般的存在——“先验想象力”，特别值得揣摩回味。在康德的视野里，它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，而是连接感性与知性的隐秘工匠，是将散落的知觉珍珠串成认识项链的无形金线。没有它，我们的世界只是一堆五光十色的碎片，无法拼凑出任何有意义的图案。
在理解这个概念时，我延伸阅读了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。“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”，诗人目中所见，是具体的景象；心中所感，是家国之思、身世之慨。先验想象力在此刻悄然来临，它将玉露、枫林、巫山、巫峡这些直观材料，综合成沉郁苍凉的意境。这种综合不再是简单的物象叠加，而是作者心路的阶梯性升华，是个体经验向普通人类情感的飞跃。此时，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在认识领域穿梭，而诗人的想象力则在审美与情感的国度耕耘，两者拥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又如，在《红楼梦》的创作中，这种综合能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曹雪芹将贵族生活的剪影——一次诗会、一场夜宴、一段私语，通过艺术想象力的神奇熔炉，冶炼成“悲欢离合、兴衰际遇”的宏大史诗。大观园里每一片落叶的飘零，都牵动着整个家族的命运。这不是记录和复制生活，而是提取生活的精华，酿造艺术的醇香。我想，康德如果读过《红楼梦》，或许也会惊叹：这正是先验想象力在中国文学王国最辉煌的例证！
有了先验想象力这个精灵引路，康德的“十二范畴”便一览无余。十二范畴（包括：量的范畴、质的范畴、关系的范畴、模态的范畴四个方面），是康德为人类思维而绘制的世界地图，是理解人类认知结构的关键，他们像四把思维的钥匙，帮你打开经验世界的大门。康德认为，这些范畴不是从经验中学来的，而是我们心灵固有的认知框架，如同模板塑造着我们的经验世界。没有它们，经验将如流水无法盛装，如风声无法捕捉。
这让我想起中国哲学中的“理”。朱熹说“理一分殊”，万物各有其特殊之理，但这些理都统一于最高的“太极”。康德的范畴是主观的认识形式，朱熹的理是客观的本体原理，两者出发点不同，却在结构上形成有趣的呼应。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根本问题：世界为何可以被理解？人类如何能够认识世界？
延伸到艺术评论领域，这种寻找根本原理的努力同样源远流长。南朝谢赫的“六法”——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、经营位置、传移模写，列的是绘画艺术的“范畴表”。它们不是僵硬的教条，而是理解绘画的基本视角，是评价艺术的深层标准。张怀瓘论书，分“神、妙、能”三品，同样是试图为书法审美建立秩序与尺度。这些中国古典艺术的范畴，与康德的哲学范畴遥相辉映，都是人类试图把握世界与自身的智慧图腾。
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最富趣味性的章节，莫过于纯粹理性的“二律背反”。在康德的释义里，当理性试图超越经验去把握世界整体时，就会陷入无法调和的自相矛盾：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还是无开端？空间是有限还是无限？每一个命题的正反双方，都能得到同样有力的证明。康德以此揭示：理性一旦越过经验的边界，就会迷失在矛盾的迷宫中。这有点像绕口令，绕来绕去先把当事者绕晕，而旁观者却十分清醒。
康德对矛盾本身的深刻认知，在中国智慧中也有着诗意的承载。老子说“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”，揭示的正是超越感官的真理与有限表达之间的矛盾。中国艺术不试图消除矛盾，而是在矛盾中求和谐，在对立中寻统一。中国书法中的“计白当黑”，中国绘画中的“虚实相生”，都是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，建立动态的平衡，都是在张力中孕育生命的有益尝试。
比如，苏轼的经典书法《寒食帖》，墨迹淋漓，字字含情。被贬黄州的苦闷与超然物外的旷达，生活的困顿与精神的自由，这些对立的情感在笔画的疾徐、结构的疏密中交织激荡。此时的作品，已不是逻辑的统一，而是艺术的统一；不是概念的分解，而是审美的升华。此情此景，矛盾没有消失，却隐身成为艺术表现力的源泉，成为作品传承千年的灵魂。这说明：康德的二律背反在逻辑领域揭示了理性的困境，而中国艺术则在审美领域展现了拥抱矛盾的坦途。
一言以蔽之，虽然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主要探讨理论理性，但康德已经为道德的星空预留了位置。当理论理性无法证明上帝、灵魂与自由时，实践理性却为道德的可能性而必须假设它们的存在。这“为了道德而相信”的勇气，是康德哲学最诱人的篇章之一。
客观地说，这似乎与儒家精神有着深刻的关联。孔子“敬鬼神而远之”、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的态度，体现的是对道德生活的专注超越对形上玄思的执着。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，说的是真知必能行，真行必有知，也是将道德实践置于纯粹认知之上。康德与儒家，在东西方不同的思想传统中，不约而同地将人首先视为道德主体，将道德生活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问题。
这种道德维度也深深渗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。中国书法讲究“书如其人”，绘画重视“人品即画品”，认为艺术从来不是纯粹的技巧展示，而是人格修养的外化。颜真卿的楷书，方正雄健，一笔一画间透出忠贞刚毅的气节；八大山人的花鸟，简淡冷逸，一花一鸟中寄寓着遗民的孤独与坚守。此时，艺术成为道德的延伸，成为人格的写照。这与康德将审美判断力作为连接认识与道德的桥梁之思想，形成跨越文明的合唱。
从1985年的那个夜晚开始，我与康德的交流已经持续了四十年。四十年间，中国发生了沧桑巨变，我也从青涩的哲学爱好者，成长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、书法美术评论和康德哲学研究的思考者。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始终是我精神宇宙中的一颗耀眼的星辰，它不仅照亮西方哲学的道路，也让我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空。
在此期间，康德给予我最珍贵的礼物，是批判的精神，它告诉我对待任何事情，都不要简单地否定，而是要清醒地分析和审视，这大概就是对认知基础与方法的不懈追问吧，这种精神在今天尤为珍贵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我们需要的不再是浅层的文化比较，而是深度对接与创造转化。康德的认识论、范畴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哲学的“理”，而中国的“理”可以丰富对认识和范畴的理解；康德的二律背反与中国艺术的矛盾智慧可以相互照亮；康德的实践理性与儒家的道德哲学可以共同构筑现代人的精神家园。
作为一名书法美术评论者，我每每面对古代书画时，都能感受到那种超越时空的灵气与韵味。而康德的哲学，则赋予我解读这种灵气的语言与视角。两者的相遇，使我的评论既有中国传统的直观与诗意，又不失现代学术的严谨与深度。当我用康德的“先验想象力”来解读八大山人的简笔花鸟时，当我用“二律背反”来阐释王羲之书法中法度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时，我感受到的是两种伟大传统的融合与新生。
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结尾处写道：“人类理性有一种特殊的命运：它被一些问题所困扰，这些问题它无法回避，因为它们是理性自身的本性向它提出的。”这种对理性命运的清醒认知，正是中国哲学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胆识。在无尽的追问中，在现实的困扰里，人类依然在仰望星空，依然在有限中追寻无限，这是康德哲学与中国智慧共同的箴言。
在人类思想的苍穹上，康德哲学与中国思想如双星辉映，各自闪耀，又彼此成就。而我，一个永不停歇的读者、思考者与书写者，有幸在这光芒中行走，见证这场永恒的文化交融。
思想之所以不朽，是因为它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，在不断的诠释与再诠释中，如凤凰涅槃，破茧成蝶。当我在宣纸上写下最后一个字，当康德的德语在东方的心灵中激起回澜，我知道，这场对话才刚刚开始，它将穿越更多的四十年，直至人类思考的尽头。
作者简介：胡正良，江苏徐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知名书法美术评论家，康德哲学研究学者，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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